本報特派記者 王麗 文/圖
  為了瞭解農民工的真實生存狀態,他在建築工地的工棚里跟他們一起喝冷水、啃饅頭;他在北京的立交橋下裹著棉大衣,和他們擠在一起睡了三個晚上;他走進很多農民工聚集的城市,和上百名農民工聊天交朋友,聽取他們的心裡話。
  他是全國政協委員、滄州市文聯副主席何香久,他說,自從有了這些經歷,農民工就成了自己的“心結”,再也放不下了。“我已經快60歲了,這下半輩子大部分精力都將用來關註農民工群體。”
  去年,何香久作為一名全國政協新委員,因提交農民工提案被很多媒體記者熟悉,今年,他準備再次提交提案———《讓農民工享受更多的文化權益》,呼籲社會對農民工群體文化需求的關註。
  而在來北京參會之前,他正和一位企業家朋友謀劃,在建築工地建“流動書屋”,讓在工地幹活兒的農民工可以免費讀上書籍。
  破棉大衣捂出的“心結”
  何香久委員對農民工群體的關註開始於2012年。“一家出版社約我寫一本記錄傑出農民工故事的書”,應約後何香久犯愁了,雖然每天和很多農民工擦肩而過,從小在城市長大的他對農民工群體並沒有深刻瞭解。
  為了瞭解這個群體,何香久以尋找打工的侄子為由進入他們的群體,在建築工地的工棚里跟他們一起喝冷水、啃饅頭。在北京一座立交橋橋洞里,和他們中的一些人擠在一起裹著大衣、塑料布睡了三晚。“隨後的兩個晚上,他們接納了我,什麼都聊,甚至聊到個人家庭生活,聊到找不著對象,家裡出的事。”
  何香久說,當你帶著優越感去問他們喜歡什麼、需要什麼時,他們什麼都說不出來,但當你真正融入他們時,他們是不設防的,心就掛在胸膛外,心裡話全都倒給你。“他們的一些話、一些表情、一些小動作就印在我腦子裡了。”何香久說,一個57歲的安徽阜陽籍老民工並不以住在立交橋下為苦,他說早年在深圳時,睡在公園的躺椅上一晚被趕了7次,不得已就住在樹上。“差點就變回猴子去了。”他話語輕鬆地說著,何香久的心上卻像壓了石頭一樣沉重。“那天早晨,我醒來後發現,一位早起出工的農民工兄弟,將自己的大衣蓋在了我的腿上,我特別感動。”何香久說,此後農民工就成了自己的“心結”,再也放不下了。
  也因此,2013年,他首次成為全國政協委員,提交了《讓農民工真正融入城市》的提案,呼籲社會各界對這一群體的關註。
  今年,他準備再次提交農民工主題的提案,呼籲讓農民工享受更多文化權益。
  月薪6000元也捨不得看電影
  今年的提案為何把焦點鎖定農民工的文化生活?對此,何香久坦率地表示,以前認為有了保障農民工就會融入社會,後來發現這樣不行。城市文化的開放多元與鄉村文化的封閉保守差異顯明,並產生了深層文化衝突,他們缺的並不只是物質,而是無法融入和適應城市的文化生活,只有文化的融入才是真正的融入。“他們需要什麼?他們在想什麼?他們憂慮什麼?他們對打工的這個城市有什麼期許?不真正融入他們,你就永遠得不到真實的答案,也就提不出真正有效的建議。”何香久委員說。
  何香久委員在農民工聚集的大城市和二三線城市,和上百名不同行業的農民工進行了深入交流。感觸最深的是,他們幾乎沒有業餘生活,不幹活兒的時候就是睡覺、聊天、逛街或是聚在工棚打牌。大多數農民工只是“睡覺”、“閑聊”,“玩手機”,或者喝喝酒、逛逛街、打打麻將。他也發現,目前農民工最不滿意的就是文化生活。
  印象深的是一名來自湖北的青年農民工小竇,他唯一的一本“書”,沒有封面,書頁幾乎掉了一半,仔細辨認才能看出是一冊陳年的《讀者文摘》。這個小伙子說,這本“書”是他一個工友留給他的,他帶在身邊三年了,裡面的每一個故事都看了無數遍,幾乎都能背誦了。還有一位當了工段長的農民工老單,他每月工資6000多元,五六年來只看了兩場電影,“票價太貴,捨不得”。
  何香久委員發現,多數農民工雖然每月工資三四千元,有技術的農民工每月能掙五六千元,甚至更多,他們卻捨不得花錢買一本書、看一場電影、看一場演出。對他們來說,最奢侈的是能看到街頭大屏幕電視播出的新聞,或用手機上上網。
  城、鄉都不“靠”,農民工陷入文化孤島
  在準備提交全國政協的提案中,何香久這樣寫道:這個游離於農村和城市社會生活的邊緣群體,他們的精神與文化生活現狀,卻日益成為社會的隱憂。為城市發展註入活力的農民工們,在現實生活中正遭遇著“文化的尷尬”。
  何香久委員說,近年來各級政府不斷加大對農村文化服務的投入,僅是國家財政投放在公共文化服務方面的專項資金,就有700多億。全國絕大多數鄉鎮都設立了文化站和 “鄉村書屋”,可對於農民工來說,他們既不能享受到政府提供的農村公共文化服務,也難以成為城市公共文化服務的受益者。
  除了消費能力的因素外,在城鄉二元結構之下,農民工對城市的文化設施有著嚴重的心理隔膜,因而鮮有問津。內蒙古赤峰民工老張多次參加博物館、圖書館、劇院等文化設施的建設,他說:“這些東西蓋完了和我們就沒關係了。離我們太遠了,那是人家的嘛,(和我們)不相干。”
  還有一個刷油漆的小伙子,就連逛超市都感到自卑。“他感覺城市人都躲著他,起初以為是身上的油漆味,每次出門都換身乾凈的衣服,還是發現人們躲著他,他認為是襪子有味再換掉襪子,人們依然躲著他,他認為是頭髮里有味,就每次洗頭,最後他很傷心的發現人們還是不願意接近他。”
  沙漠化的文化生活,封閉的人際關係,讓農民工與城市“格格不入”。而以“80後”、“90後”為主體的新生代農民工,對城市的認同超過了對農村的認同,對文化生活表現出“高渴求”。
  為農民工“量身定製”文化服務
  “農民工的文化生活,流出地管不著,流入地不願管,呈現了‘孤島化’‘邊緣化’‘沙漠化’的現象。”何香久說,“我會盡我所能呼籲更多人關註這個群體。我想我下半輩子很大精力,都會用來關註他們。”
  在今年的全國政協會議上,何香久提交了《讓農民工享受更大的文化權益》的提案。他建議將豐富農民工的文化生活納入推進公共文化服務均等化的範疇,並設立以財政投入為主的農民工文化服務專項經費。充分發揮公共文化服務體系的基本性、公益性、均等性、便利性的特點,將外來務工人員與城市居民同等對待,享受無差別的公共文化服務。
  建議政府相關部門根據農民工的特殊性,進行有針對性的制度設計,深入研究農民工的需求特點,為農民工“量身訂製”文化服務,擴大對農民工公共文化產品的服務和供給。在政策導向上,形成政府投入、社會捐助、企業參與等多種投入並舉的利益協調機制。由各級政府承擔起公共資源保障的責任,如向農民工免費開放圖書館、博物館等公共文化設施,建設一些廉價的影院等。
  大型製造企業、工業園區、工礦區等農民工生產生活密集區,應配套建設固定的文化設施,建築工地等農民工臨時性聚居區應配置流動性、臨時性文化設施。就近演出場所低票價為農民工演出。使豐富農民工的文化生活成為企業文化建設的重要組成部分。
  以城市社區為載體,將農民工納入社區管理,讓農民工逐步融入社區文化之中。依托社區文化場所,舉辦農民工樂於參與的文化活動,為農民工搭建與社會其他群體交流的廣闊平臺。
  免費培養農民工中的文藝骨幹,讓農民工成為文化的參與者和創造者,成為文化的主角,充分調動農民工的文化自覺意識。政府除了對農民工提供初級的、基本的文化服務之外,還應幫助農民工在主動參與和創造文化成果中實現自我價值。
  (原標題:農民工是我的“心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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